在影视的广阔天地里，总有一些角色与情节能够深深触动观众的心弦，引发无尽的思考。就拿某部作品中的女主角来说吧，她身为律师，本应是正义的化身，理当坚守公正客观的原则，然而其行为举止却让人心生疑惑。表面上看，她是为维护法律程序而战，实则似乎更倾向于利用法律漏洞为自己谋取利益。例如，在一次关于委托人是否有罪的问题讨论中，女主提出了一个颇具争议的观点：律师无需探究真相，只需专注于辩护工作即可。她认为，控方负责提出指控，双方各自陈述事实，最终由陪审团作出裁决。优秀的律师应当将委托人的故事以最有利的方式呈现出来，而一旦有罪犯得以逃脱法律制裁，则应归咎于控方和警方的工作不到位。
这样的态度无疑引起了观众对女主的反感。而她在后续案件中败诉的结果，某种程度上也反映了她自己作为控方和警察角色时未能尽职尽责的事实，这实在是自食其果。近期阅读了几部中山七里的警探小说，这位作家擅长探讨社会问题，并在故事结尾处设置出乎意料的大反转。其中一部作品深入探讨了司法正义与个人正义之间的关系，书中描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情节：一名男子因报复社会实施了无差别杀人，在地铁站杀害了一名女大学生和一位12岁的女孩，结果法官仅判处其无期徒刑。受害者家属对此判决表示极度不满，质问法官如果自己的亲人遇害，是否还会如此轻判。
这一情节揭示了个人情感如何影响人们对司法公正的看法。确实，律师及其他法律从业者理应保持客观冷静的态度，但若完全忽视个人感情，甚至为真正的罪犯开脱责任且毫无愧疚地指责他人，那么像女主这样的人在面对挑战时遭遇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当女主自己成为受害者后，她开始重新审视警察、律师、陪审员及法官的角色，这才意识到现行制度中存在的不合理之处，同时也意识到了那些曾经与她处境相似的女性所面临的困境。当她控诉自己失去了尊严、自我认知、安全感以及对法律的信任时，仿佛是一种因果报应。过去她对待其他受害者的态度，如今被别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这既是对她的惩罚，也是对她的一种警示。
再来看看这部作品中的具体案情。尽管女主与朱利安之间并未明确确立恋爱关系，但在案发前一周两人已有了亲密接触。案发当天，两人共同饮酒调情，之后女主邀请朱利安到家中，并主动脱去衣物，但在发生关系前因呕吐拒绝了进一步的行为，并随后指控朱利安强奸。这种情形显得颇为荒谬，几乎可以被视为恶意诬告。
回顾《黑箱：日本之耻》这部作品，同样是关于性侵主题。初次接触原著时，曾对女主充满同情，为她成功维权感到欣慰。但随着纪录片的发布，再次审视这个故事时，那种强烈的情感共鸣已经消失不见。近年来，类似的诬告事件层出不穷，使得人们逐渐变得麻木。每当出现类似案件的报道时，第一反应往往是质疑是否存在诬告的可能性。当然，《黑箱》中的女主诗织由于处于醉酒状态，男方则完全清醒，加上宾馆礼宾和出租车司机提供的证词，依据我国法律规定，醉酒状态下视为失去同意能力，因此可认定为强奸。但如果假设诗织是在清醒状态下与男方一同前往宾馆，然后声称遭到强奸，这就明显构成了诬告。考虑到日本可能存在比中国更为严重的诬告现象，才会导致此类情况的发生。
在这部影片中，女主反复声泪俱下地描述案发经过，表达了自己内心的羞耻感，记忆混乱难以启齿，同时控诉这一过程给她带来了二次伤害。但实际上，这些一遍又一遍的询问、身体检查正是司法追求公正、保护被告权益不可或缺的部分。女主不是一开始就强调过法律保护所有人，包括控方和被告吗？
即便存在这样的制度和程序，现实中仍不乏诬告案件的存在，比如订婚强奸案、蛋糕店老板性侵女童案等。“没有哪个女生会拿自己的清白开玩笑”这一说法显然站不住脚。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保障，那些心怀不轨之人恐怕会肆意诬告无辜男性。古代有一条规定称“奸出妇人口”，即只要妇女指认男方即可定罪，这是基于认同礼义廉耻的基础上的，因为妇女不顾脸面而出面指认，其可信度较高。然而，现代社会中的一些女性似乎缺乏基本的礼义廉耻观念，对于体检和重复叙述毫无不适之感，只是为了诬告对方获取赔偿。而正常女性在遭受侵害时，不得不经历这套程序，这才是真正受到了二次伤害。
表面上看，对女性实施犯罪的是男性，但实际上，暗中给女性带来更大伤害、使女性维权更加困难的恰恰是这些不择手段的女性。如果正常女性不能抵制并反对这类行为，当她们自己成为受害者时，也不要抱怨无人同情，也不要抱怨司法程序给自己带来的二次伤害。
作为舞台剧，这对演员的体力要求极高，朱迪科莫的演技确实非常出色，从她之前塑造的角色就能看出她的表演魅力。但是，即使有如此精彩的表演也无法掩盖剧本本身的缺陷。对于这样一部作品而言，即使拥有再好的表演也无法赢得观众的共鸣。额外给予的两星完全是出于对朱迪科莫演技的认可。
